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大洪水即将消退时,圣洁的鸽子衔回橄榄枝,为诺亚方舟中的生灵带回了生命的希望。在今夏的特大水灾中,也活跃着一群鸽子一样可爱的人,他们就是来自首都赴灾区医疗队的白衣天使们。
刚满三岁的小凯文因患急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儿科病房,此时,他的奶奶和妈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外婆因病住在城市另一边的西苑中医院,在医院陪他的,只有请来的小阿姨。而他的爸爸——友谊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定纲,本应在他身边,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抗洪第一线——受洪水围困最严重的科左中旗乌兰花苏木。
李定纲今年已经46岁了,3年前,他赴美学习归来时,添了小凯文这么一颗掌上明珠。这次参加首都赴灾区医疗队,作为业务骨干的他,为了履行救死扶伤的责任,硬是铁着心留下了无亲人照顾的小凯文。听他的同事讲,临赴灾区他连送行会都没有参加,而是赶在出发前将孩子抱在怀里,从头到脚亲了个遍。
孩子生病后,院领导给李大夫打去电话,准备派人替他回来。他认真询问了孩子的病情后,答复说:“只要孩子病情稳定,我一定坚持到最后。”可是距离任务结束还有整整10天,也许,还会更长。小凯文也与爸爸通了电话,他问爸爸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看他,还告诉爸爸自己特别想他。爸爸告诉他过几天水退了就回来,他就高兴了,因为爸爸每次出远门,都会给他买漂亮的玩具,不知道这次爸爸给他的礼物会是什么?
作为北京宣武医院赴内蒙古灾区医疗队队长刘福进的妻子,执意不肯透露姓名的她说:“一有水灾,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会派医疗队,我觉得他会去,没有什么意外的。可惜的是不能陪着他。”她出身于军人家庭,妈妈是位老军医,年轻时也支援过灾区。可能是受家庭的熏陶吧,她对丈夫挺支持的,可又挺担心丈夫的身体,因为丈夫的年纪大了,肠胃又不好。另外,也生怕丈夫照顾不好那些没有出过远门的队员。她说:“我也在医院工作,是搞麻醉的,如果灾区需要,我肯定也去。和他做个伴儿,互相也有个照应。”
丈夫走后,她只和丈夫通过两次电话,都没说上几分钟。她说:“报个平安就行了。他们用的是手机,驻地条件又不好,怕万一把电费完了,关键时刻用不上。”现在,她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最关心的就是每晚6点半“北京新闻”的有关报道,有一天头一条新闻就是讲医疗队的,当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刘大夫的身影时,母女俩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觉。她觉得那水总在眼前晃动,牵挂归牵挂,可她还是说,只要灾区需要,他留下都行。
北京天坛医院的丘大龙副书记,刚从湖北灾区回来,就发起了高烧。提起医疗队在抗洪一线的经历,他觉得最难忘的是那个惊险的“分洪”之夜。天坛医院医疗队所在的是此次水灾的重点地区——湖北公安县。8月16日,当抗洪指挥部下达荆江于当晚分洪的命令时,队员们还都在出诊的路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消息。当地的医疗任务非常重,每个队员每天诊治的病人都在好几十人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没日没夜的车轮大战。当接到紧急通知时,队员们一下子都没有反应过来,下午4点多,才集合坐船往驻地赶,由于是逆水,船开了两个多小时,下午6点,沿江的群众已经基本撤退,他们还在船上。匆匆忙忙赶回驻地,上级只给了5分钟的逗留时间。当时都火烧眉毛了,哪还顾得上收拾东西,有好几个人的衣物都没拿全。
一直到晚上8点45分,队员们才撤到了公安县县城。在途中,两队逆向而行的人流深深打动了队员们的心。一边是大批群众纷纷向安全区转移,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则是一队队军容整齐的解放军官兵逆方向奔赴抢险现场。用队员们自己的话来讲,当时,一下子确实明白了什么叫“钢铁长城”,明白了什么叫无私奉献。当然,最终队员们过的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分洪”之夜,但经过了这个夜晚,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地知道了自己肩上担着的责任与份量。
中日友好医院赴灾区医疗队的队长许树强,也是拖着病体接受的采访,他一再强调,中日友好医院,要为灾区留下一支“永不带走的医疗队”。
此次水灾中有一句话叫“长江之险在荆江,荆江之险在洪山”,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的帐篷就扎在湖南岳阳华容县的洪山头长江大堤上。当时的华容四面环水,像个孤岛,北京的“国家医疗队”来这里工作了15天,据保守的数字,医疗队至少诊治病人6000人次以上。在深深为抗洪一线群众奋斗精神所感染的同时,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让队员们心中不安。当一个乡卫生院被淹时,赤脚医生们还站在顶楼为群众看病、发药,有的大夫身上甚至没穿上衣。他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常常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医疗队员们将自己的见闻及时向院方做出了汇报,院方当即决定,从长计议与华容县卫生局签订5年的对口支援协议,为受灾地区留下一支“永不带走的医疗队”。具体内容包括:免费培养进修生;派专家定期讲课、手术;援助医疗设备等。此举赢得了各方面极高的赞誉,这是中日友好医院为灾后重建工作做的一件好事、实事。